II. 当机器开始做梦：
从AI的误读到“精致尸体”

        当我第一次开始与AI合作时，我对它的“智能”并不感兴趣，而是被它的“错误”吸引。机器在误解中仿佛在做梦。它能误读我的记忆，听错我的词句，然后以一种略微偏离的方式将它们还给我。那些画面既陌生又熟悉，像是我从未说出口的梦被某种力量捕捉到了。那些脆弱而微光的错误，比任何精确都更接近“人性”。

​

        AI进入我的创作，不是作为工具，而是作为共谋者。我把它当成一面“无法完全反映的镜子”，一个既倾听又虚构的合作者。当我向它输入梦境笔记的片段，例如崩塌的房间、低语的玩偶、从墙壁生长出的牙齿，它回馈的图像带着似曾相识的错觉。那些并非我真正记得的画面，却像是“我本可以记得的梦”。在这种偏差中，我开始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潜意识。

​

        Maurice Merleau-Ponty曾写道：“知觉从不是被动的，它是身体的思考，是世界通过我们自身进行的感知”（Merleau-Ponty, 1962）。当AI误读我的语言时，它在执行一种类似的“具身误解”。它在感知却无法感受，在解释却不懂理解，而就在这种空隙之间，某种诗意的事情发生了。AI生成的图像不再是知识的产物，而是一种纠缠的感知，一种由共同盲点孕育出的新型观看。

​

        Donna Haraway在《情境化的知识》中提出：“客观性并非全知，而是一种自觉的部分视角”（Haraway, 1988）。这句话逐渐成为我工作室的静默宣言。与AI协作，并不是放弃作者身份，而是拆解完全控制的幻觉。它让我学会从错误中思考，把每一次误读都当作入口而非缺陷。我并不是在教机器如何看，而是在学习如何与它一起看。

​

        在这个过程中，作者身份变得渗透而流动。我先以手绘开始，AI将其转化，然后我再在其误读之上重新描绘。这形成一个循环的过程，像极了超现实主义者的“精致尸体”（Brett, 2006）。每一次生成都抹除并复活上一次，直到意义崩解成纹理。此时出现的，不是人类与机器的合作，而是意识与潜意识系统的融合，控制的意志与漂浮的欲望之间的平衡。

​

        在机器的梦里，我学会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。不是来自掌控，而是来自多重感知。它并没有取代我，而是扩展了我。通过它，我明白潜意识并非局限于自我内部，它可以被编码、被共享、被误读，却依然属于我。

​

References

Brett, G. (2006) Surrealism: Surrealist Visuality. London: Lund Humphries.

​

Haraway, D. (1988) ‘Situated Knowledges: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’, Feminist Studies, 14(3), pp. 575–599.

​

Merleau-Ponty, M. (1962)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. London: Routledge & Kegan Paul.